第一个要点：你相信的有关神和救恩的真理应该影响你对教会和事奉的观点。救恩论影响教会论。我相信你至少大体上同意这点。问题是，我们很容易给自己贴上加尔文主义者的标签，但是骨子里仍然是奋兴主义，这是第二个要点。加尔文主义的最大威胁不是阿民念主义，而是实用主义。

当对归信基于圣经的理解得到恢复时，教会纪律的复兴将随之而来。如果教会从世界中分别出来是归信的结果，那么纪律惩戒（无论是塑造性的还是纠正性的）就成为检验归信真实性的机制。当纪律惩戒完全被忽略时，教会往往会因其成员所信奉的福音被稀释而声名狼藉。而当教会忠心地实践纪律惩戒时，教会的圣洁就会得到保护，基督和他的福音也会在一个特定的群体中受到见证。

如果神是有主权的，那我为什么还要去分享福音呢？如果他在实行拯救，那何必又去传福音呢？对我来说，使神的主权与我传福音的责任彼此调和，并非易事。这是一场信仰危机，在三年的时间里时起时伏。 圣经里怎么会教导说，神在拯救上拥有主权，同时我们还必须要传福音呢？

离开了那紧握双手祷告，坚忍到底相信的踏实工作，这样的努力就没有多大价值。因此在一周工作开始的时候，要记住我们的神有完全的主权。祂盼望吸引罪人到祂的教会里来。祂这样做的时候，任何罪人都不能抵挡祂的恩典。没有什么能挫败上帝确定的计划和应许。

思想会产生影响。尽管神也常常使用一些心怀好意的牧师和宣教士，他们依然在他们的神学中成长，虽然神会使用错误的方式达成他完美的旨意，但这不代表我们有权柄可以活在错误中用。特定的救赎这个教义并不受欢迎，但却是充满荣耀的。这一教义是帮助我们完成宣使命务的关键所在。

我们福音事工的效果并不在乎我们的聪明才智或说服力，而是在乎权能的主，他不仅提供救恩，也实际上施行救赎。没有过于坚硬的土，也没有太抗拒的族群。在看似抵挡的族群中的宣教工作之所以可能，乃因为耶稣的死实际上且确实拯救了那些族群中特定的罪人，而且神的主权是宣教士从事如此使命的最强有力的动力之一。

特定救赎跟教会的本质有什么相干？答案是息息相关。如果我们的主是新约的中保，并且他的子民是一群重生、忠信的人，那么就很难把新约的民众当成一个像旧约的以色列一样的“混合”的社群，至少按着圣约的设计是这样的（当然，教会有时会错误地接纳非信徒）。我们的主，作为大祭司和新约的中保，只代表那些在圣约群体中的人，约中的人是由重生、忠信的民众构成。

我们牧师有重要作用；我们不是顶着预定论的旗号无所事事地坐着。不，我们要宣告、教导和顺服，然后神在祂的时间里实现了祂的目的。建立在无条件的拣选教义之上的事工，衡量其成功的标准是对神所托付的尽忠，而非教会信主和聚会的人数。

全然败坏教义又是如何颠覆了这些吸引主义原则呢？简单地说，因为“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”。再说一遍，人最大的问题不是厌倦，而是悖逆；不在于他们家庭关系的冲突，而在于他们自身灵性的专横；不在于理财不善，而在于灵性破产；不在于药物上瘾，而在于否认上帝。吸引主义避重就轻。当然，它在充满善意的日程表中有最好的动机。但是当牧者被它的假设所迷惑，就像医生用塑料工具来进行开胸手术。无论他受过多么良好的训练，无论他多么希望结束病人的痛苦，他的工具和策略都不足以解决问题。

建立在吸引人眼球上的事工，或是削弱会众机能和权柄而人事过于臃肿的事工，其特点不是等候，而是折腾。但是，基于圣经的事工是依赖神主权的恩典，欢喜服从神的时间和旨意。我们相信神会在祂希望的时间，在祂愿意的程度内，使会众结出属灵的果子。